“2014绿公司年会”于4月20日-22日在广西南宁举行。上图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

　　以下是文字实录：

　　主持人：

　　下边一个发言的人，是张军扩先生，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咱们国家的重要智库，张军扩先生本人是1998年孙燕芳经济学讲的获得者，是我们国家的最高奖项，张先生从本科到硕士，读书一直读经济，工作以后，一直在研究经济，他今天讲话的题目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和阶段转化，各位企业家朋友，在座的，在听张军扩讲解的时候特别联系自己，他心目中的阶段，是不是和我们一致，在每个阶段如何应对，有请张军扩先生。

　　张军扩：

　　谢谢柳总，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阶段转换”。之所以讲这个题目，一方面是因为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回落的背景之下，中国经济增长的中长期潜力究竟如何，成为国内外十分关注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去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将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和阶段转换问题确定为一个重大课题，有一些非常初步的想法提出来和大家一块交流，供大家参考。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及未来增长潜力，目前社会上已经有不少研究和观点，大体我认为可以归为两种，一种认为增速的回落主要原因是短期波动及国际因素冲击所致，所以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并没有发生变化，中国仍然具有较长时期保持高速增长的潜力，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增速回落固然有短期因素的影响，但更本质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由于中国经济基本面已经发生变化，中国经济不再具有高速增长的潜力和可能性，并将会很快回落低速增长的水平。

　　中心课题组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既不像第一种意见那样乐观，也不像第二种意见那样悲观，课题组认为，经过31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的基本面和增长潜力的确正在发生变化，因此，再恢复到接近两位数高增长的条件已经不再具备，然而，现阶段经济基本面变化的性质、结构和程度，还不会使我国的潜在增速滑落至低速水平，所以综合各种因素分析，课题组认为在今后大约十到十五年的时间里，我国仍然具有实现6%到8%的中高速的增长潜力。得出这个判断，主要是基于对两个方面的情况研究，一个是对后发国家增长过程一般规律的研究，二是对中国现实情况的综合考量。

　　关于后发国家增长过程的一般规律和历史经验，世界范围内各国经济增长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技术前沿国家创新引领式的增长，典型的像过去的英国，当今的美国。另一类是落后国家的追赶式增长，成功者像日本、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省等等。

　　前一种增长主要依靠的是新技术的突破和人口的自然增长，因此，从长期来看，增长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比如根据一项研究，美国在过去大约180年的长时间里，平均增长速度大约是3%到4%，这种增长可以形象的称之为蜗牛爬行式的增长，缓慢，但是比较稳定，比较持续。

　　而另一种增长则是由于有后发优势的存在和作用，常常能够在一段时间里实现比前沿国家高的多的增长速度，比如说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日本，70年代到80年代韩国的增长，这种增长叫做为压缩式高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增长属于后一种增长，即压缩式高增长。

　　随着追赶过程中的后发优势的变化，后发国家压缩式高增长过程呈现出两个规律性的东西，第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就是它的增速变化呈现生命周期特征，也就是说在压缩式高增长启动之前，会长期处于缓慢的增长，追赶过程启动之后，增速迅速回升，达到远高于前沿国家的增长水平，并会持续一段时间。而当发展水平接近前沿国家的时候，增长速度会收敛于爬行式增长这样的低水平。

　　第二个规律性的东西就是增长速度变化有阶段性的特征，对后发追赶经济体增长过程经验数据的分析说明，压缩式高增长过程一般并不会一下子从高速增长直接进入到低速增长，而是会呈现出从高速到中速增长，再到低速增长的阶段性变化。

　　这几张图显示的是韩国、日本和我国台湾省以及中国大陆，各年经济增速与美国增速相比，高出美国增速的部分，从各国实践经验来看，增速增长阶段一般会维持15到20年的时间，有的经济实现了6%到8%中高速的增长，比如像韩国、我国台湾省，有的实现了4%到6%的中低速的增长，究竟能够实现多高的增长速度，不仅取决于增长的潜力，还取决于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各种条件。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尽管我们发展水平已经有大幅度的提高，但与前沿国家相比，差距依然是很大，比较优势并没有消失，变化的只是比较优势的性质和程度，比如说我们讲几个方面，我国如果从人均GDP水平，只有美国的八分之一，从技术水平来讲，根据课题组的定量测算，目前我国创新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要落后大概30年的时间，从劳动力要素成本来讲，据测算，2013年中国制造业仅相当于美国的4%左右，与前沿发达国家相比，需求空间仍然要大的多，比如城市基础设施当中的地下管网建设，制造业当中对传统技术改造，消费领域，技术消费以及服务性消费都存在比较大的投资和消费增长空间。

　　另外还需要引起重视的，还要看到和其它后发追赶型经济增长体相比，我国还有一些独特的比较优势，比如我国是一个大国，不仅国内市场规模潜力巨大，而且区域发展不平衡，有利于需求的渐次释放。其次，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接近枯竭之时，每年毕业600万到800万大学生，呈现出高素质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制造业优势明显，有利于实现科技成果的产业化。

　　最后，如果改革能够取得进展，就能释放出较大的改革红利等等。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我们认为我国仍然具有中高速增长的潜力。当然，最后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由后发优势所决定的增长潜力，只是就中长期增长的可能性而言，它并不等于现实的增速。它的实现还需要适宜的体制、政策环境及正确的发展战略等其它因素的配合，要不然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发展水平都很低，它的潜力很大，但不见得能够实现这样的增长速度。更为重要的是，课题组的研究还说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变，并不仅仅意味着增长速度的变化，而是同时意味着增长动力、增长方式和增长阶段的重大变化。

　　中高速增长并不能在延续旧的增长模式之下自动实现，而是需要我们通过改革的深化和政策的调整去争取，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共同为此努力。如果我们不能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在改革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在构建支撑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方面取得进展的话，我们也可能会很快滑落至低速的水平，也可能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关键还是要在保持经济形势基本稳定，风险总体可控的前提之下，不失时机的推进各项改革。

　　谢谢大家。

　　柳传志：

　　您刚才说的这些内容都是课题组研究的重要结论，作为一个重要智库，我想问您的问题是，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通过什么方式，对决策层进行影响?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什么样的事情是影响到决策层听从了你们的意见，哪些地方没有按照你们的意见做的?

　　张军扩：

　　这个问题吴敬琏老师回答最权威。国务院发展中心是直属国务院的决策咨询机构，它的职能，早些的时候有四性，长期综合性、全局性、长期性的问题，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向国务院提建议。现在我们还加上两点，重点、难点问题。国务院发展中心的研究成果一般都会刊登在两个内部刊物上，一个叫调查研究报告，一个叫调查性报告摘要，这两个报告都会按照正常的程序报到中办、国办，报到领导那去。比较重要的我们会送调查报告专送件，专送某些领导。十分紧急的事情也会出白头，直接打出来，新鲜出炉的感觉，经过领导签上意见之后，直接报送领导。有些领导交办的事项直接报送，这是成果向上报送的渠道。

　　有没有采用的问题，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方面是大的数据，采用没采用有时很难说清楚。总体来看，决策有没有影响，最主要看领导对我们报告的批示。这几年批示确实在不断增加，我们从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中央国务院领导对中心报告的批示件次数，2011年大概是230多件，2012年大概是270多件，去年是290多件。意味着中心的研究成果差不多每三天就会有两个中央领导对成果批示，批示有的非常明确的意见，有的是批到一些部门研究，看看能不能具体化。

　　关于哪些意见采纳没采纳，其实中央很多重大决策都是很多意见碰撞的结果，但是在有些重大问题，我们中心做出了贡献，比如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比如说吴老师在1995年、1996年领导我们提出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的课题，比如最近三中全会里讲的国有企业改革要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这样重大的东西中心研究起了重大的作用。还有具体的，前段时间提出对边远地区儿童营养餐，直接推动了这件事情，包括对形势的判断，短期的建议也会供领导决策参考。

　　柳传志：

　　可以多生一个小孩你们也建议过吗?

　　张军扩：

　　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呼吁了很多年，我们一致认为应该尽早放开二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