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李约瑟难题”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英国之行第三日，企业家们来到了剑桥大学的李约瑟研究所，对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展开探讨，热议现代中国科技发展的瓶颈与前景。

　　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就指出，民营企业在科研投入上面临严峻的资金问题；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认为，转型期，政府与银行会倾向高科技企业；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则指出，当前发展科技需要学术自由与市场准入自由。

　　1944年2月，著名生物化学专家、汉学家李约瑟首次提出“李约瑟难题”，其核心问题就是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为何在西方诞生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上世纪80年代，李约瑟于剑桥创建李约瑟研究所，成为国际上研究中国附带科技文化的四大中心之一。

　　有关统计显示，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

　　柳传志：民企缺少科研资金

　　“有一位日本企业家说，他十年前就估计中国会出现像三星这样的企业，但(实际上)没有出现。我觉得我知道答案。”柳传志说。

　　他以联想为例指出，三星与联想的销量是不相上下的，但是三星的净利润却是联想的十倍，这是因为三星掌握了最核心CPU芯片制造技术。据他了解，三星也为此开展了持续十年，投资达数十亿美元的研发工作，曾经也遭遇过失败。

　　而回到联想本身，柳传志表示，联想在1984年创立时仅有中科院计算投资的20万元人民币，此后再无追加。2005年，联想并购IBM时，持有现金流仅5亿美元左右。7年过后，联想持有40亿美元左右的现金流，其中20亿为流动资金，不能动；另外20亿，无法像三星那样连续投入研发，“因为20亿做不出CPU芯片。”

　　柳传志表示，对于民营企业而言，要先考虑生存的问题，而不是“冒死一争”。但是，他也指出，一些大型国企每年能实现上千亿的净利润，是有能力投入科研开发的，但是一部分国企领导为自身仕途考虑，不愿在其任期内投钱冒险。

　　马蔚华：国家政策将倾向科技型企业

　　马蔚华表示，中国经济转型不需过度发展大型重工业，而需要发展高科技含量的新兴产业，他对新兴产业的发展持乐观态度。7月举行的全国科技创新大 会就提出，至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年均增长率保持在20%以上；到2020年，力争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5%。

　　“大会对此(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提出了可行的办法，”马蔚华表示，过去的政府经费主要提供给国企和大学，而大会表示今后重点会集中在小微型、成长型、科技含量高的企业。

　　他同时表示“科技发展也需要金融的支持”，并介绍了招行这方面的经验。招行为创新型成长企业引入股权投资基金，成功之后招行再为企业配套贷款；招行也为来自新兴高科技行业的中小企业做财务顾问，协助企业实现IPO。

　　张维迎：政府给私企钱破坏企业家精神

　　李约瑟对“李约瑟难题”的回答是，中国封建官僚社会不如欧洲资本主义社会那么适于科学的发展，在后者，商人富有影响力。

　　对此，张维迎表示认同，“关于李约瑟问题，本人的答案与李约瑟观点类似，汉代以后，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受到了压制。”他表示，汉武帝之后，国家垄断资源，将社会最精英的人群吸引到了政府而不是企业，“政府做得大，企业做得小”。

　　张维迎同时指出，科技发展要求学术自由与市场准入自由。他表示政府不能垄断资源与经费投放，“如果政府拿大把钱给私企，是最大地破坏企业家精神。最近几年高科技经费就是这样的，老是有作假。”(王茜 发自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