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8日，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美国之行来到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外交关系委员会是对美国政府最有影响力又无明显党派倾向的智库之一，致力于对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著名刊物《外交政策》即是其主持出版。历届美国政府内阁成员包括总统在内，都有相当一部分是委员会的成员，美国前总统布什、尼克松、前国务卿基辛格、布热津斯基都曾是委员会成员。按照现任委员会主席、高盛公司前总裁、美国前财长鲁宾的话说，就是“我们会帮助华盛顿做政策制定，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很有影响力”。

　　“广场协议”殷鉴不远

　　11月8日一早，鲁宾略带倦容出现在外交关系委员会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举办的早餐会上，表示自己周五晚刚从中国回到美国。他和一群美国的经济学家到中国同中国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们举行讨论会，主要讨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以及美国经济前景。

　　关于人民币汇率及国际化问题，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吴建民表示，“1985年美国和日本达成‘广场协议’时，我当时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中的一名成员。我记得广场协议确实减少了日本对美国的出口，从而降低了贸易赤字。但是我记得就业却并未增加”。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美元迅速下跌到1美元兑200日元左右，跌幅20%。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美元对日元贬值了50%，也就是日元对美元升值一倍。专家认为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罪魁祸首就是广场协议。

　　对此鲁宾回应道：“对汇率的问题我们确实有不同的观点。我们的未来取决于我们自己，而不是汇率。我们确实有很多不同之处，这些不同之处影响了美国政治议题。但是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建设性的双边关系。”他同时老调重弹，继续强调人民币升值有助于解决中国的国内问题。鲁宾表示，“你们的5年计划也提出要将中国经济从出口驱动转向内需驱动。但是这必须以一个比较可控的步骤进行，它容易引发地方利益和中央利益的分歧。如果中国升值人民币的话，这有助于中国降低通货膨胀的压力。它也会增加国内的消费，改变以出口驱动经济的形式，增加内需”。

　　自2010年6月中国不再让人民币盯住美元以来，人民币已累计升值7.7%，今年升值了3.9%。但是中国最近放慢了人民币升值的步伐，以避免损害出口行业。由于国际经济疲软，中国的出口已经受到冲击，加上中国CPI数据连续三个月回落，通胀形势开始缓解，从今年9月中旬至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基本没有上升。

　　美国基础设施投资需要中国

　　在讨论关于人民币升值问题时，吴建民提出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只有投资才能增加就业，美国需要中国企业的投资。他说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理事成员中包括了中国过去二十年最好的民营企业家。到今天为止，民营经济总量已经占到了中国CDP的一半，它们贡献了80%的就业，而只占用了30%的资源。吴建民说，“这些企业家也期望在美国找到投资机会，但是他们面对的是美国人对于中国的误解，今年早些时候，在见一些华盛顿的人时，他们告诉我们，他们会重视这个问题，会重新考虑美国的投资审查政策。但是到现在为止并没有看到太多的改观。用中国的话说，就是雷声大、雨点小”。

　　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接着举了中坤集团总裁黄怒波投资冰岛的例子来说明，媒体如何把民营企业的一次投资变成了政治问题，这也是他和中国企业家代表团来到美国的原因。他希望能够让一群中国民营企业家和美国各界的接触来改变美国各界对中国公司的印象。柳传志表示，“以往美国政府接触的大多是官方和国企人员”。

　　针对中国企业家的问题，身处现场的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Trevor Houser指出，从他得到的一项数据看，2007年中国在美国仅有260项交易和5亿美元的投资。如果把它同中国在其他地方的投资相比的话，这个投资规模要少得多。他认为到美国投资并没有中国企业家所想的有那么多的限制和难度。Trevor Houser 表示，“诚然，中海油在2005年收购优尼科的尝试失败了。但是他们在2011年收购了另一家美国民用石油公司就毫无障碍。如果你们能证明你们的投资不会涉及国家安全，有过良好的合作记录，我想你们一定会得到支持”。

　　外交关系委员会负责亚洲事物的ALLICE 八十年代曾在中国工作。她建议中国公司可以借鉴一些美国的治理方法，“透明化的企业治理会更容易让美国人理解中国公司”。她表示中国公司在美国的投资可以在开始时候以较小的规模进入，然后慢慢建立同当地社区之间的良好关系，ALLICE声称“有些交易能否通过，其实并不是考虑到交易是否敏感，而是它们能否获得当地社区和利益集团的支持”。她同时表示，现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有大量的资金需求，政府希望能够和私有企业来合作进行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发，这对中国公司是一个机会。

　　吴建民从一个侧面证实了ALLICE的看法，他表示，“两周之前，我在加州，加州的一些人士告诉我，他们准备向加州政府发出倡议，要在加州开辟一个特区来欢迎中国的投资。这里的特区就像中国的经济特区一样可以被中国人理解。从现在到明年，如果我们能在州一级的政府做出动作，或许就更容易让华盛顿理解”。

　　最后，鲁宾总结道：“我想正确的答案是我们都想获得对方的投资。美国公司很敏感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另外，现在我们有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如果能处理好政治问题，这对中国公司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想你们可以通过跟当地公司的合作来进入这一领域”。

　　美国经济有韧性 中国应救助欧洲

　　与摩根大通CEO吉米·戴蒙的观点类似，鲁宾认为，“美国目前的经济形势还会有一段困难时期，但是美国经济仍有实力。因为我们的资本市场很灵活，没有开发的自然资源仍很丰富，资本流动性也很充足。虽然有人会说美国的政治体制和两党僵局，但是，美国的政治系统已经在过去证明了它的灵活性”。

　　虽然美联储继续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并未有效带动美国GDP的增长，今年上半年美国GDP同比增长仅1.9%，失业率高达9%，而政府并未拿出有效的办法来促进就业，奥巴马提出的就业法案迟迟未能通过，今年8月两党关于国债上限的投票闹剧又进一步加剧了两党的政治僵局，在面临明年总统大选的格局下，美国经济和就业增长更显得毫无章法，欧洲的债务危机更给美国经济增加了不确定性的前景。

　　在这种情况下，鲁宾表达了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援助欧洲的建议。他说，“在我看来，欧洲政治家和官员显然已经滞后了。但是欧洲的问题已经成为我们所有人的问题。我希望中国能够找到参与的方式。如果我是中国政府，我会以美国在1995年和1998年墨西哥与亚洲经济危机时那样，找到合适的援助方式去帮助欧洲”。1995年至1999年，鲁宾接替本特森出任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也就是鲁宾宣誓就任财长后一年，墨西哥陷入财政危机，鲁宾宣布通过汇率稳定基金拨款200亿美元来支持墨西哥政府渡过了当时的危机，使得此次危机被局限在一国区域而没有在美洲区或全球范围内扩散。

　　发端于希腊、爱尔兰等国的欧洲债务危机今年以来愈演愈烈，虽然希腊等国已经通过了紧缩法案，同时欧元区也通过建立稳定基金来购买欧元区国家国债，但是危机仍在反复发酵扩散。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下，以邻为壑必将成为众矢之的，同时也将影响本国的贸易与投资。日本政府计划购买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发行的20%债券，中国虽未透露购买规模，但是根据境外媒体消息，多个欧洲国家已经表示中国已经购买该国债券。但是，欧债危机并非是简单的流动性危机，而是欧洲长期低增长与高福利无法调和的矛盾所造成的根本性危机，所以，要援助欧洲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并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化行动，在近期召开的G20高峰论坛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明确表示，欧洲问题主要还得靠欧洲自己解决。言下之意就是，外人可助力，自己要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