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绿公司年会”于4月22日-24日在天津举行,主题为:智能商业时代 高质量发展与价值创造。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懿宸出席【全会-全球化专场】并演讲。
张懿宸指出,在过去中国没有资本的时候,我们提出了用市场换技术,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汽车行业。这些年下来,我们已经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但是真正换了多少技术还很难说。
他认为,正常地来讲应该是资本换技术,用资本来买技术。“在今天中国有充分资本实力的条件下,我们更多地应该考虑用资本买技术,达到产业升级的目标。”不过他也提醒,在买技术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所做的事情一定要商业化、市场化、专业化。
以下为发言摘编:
张懿宸:中信资本进入全球化的投资过程比较早,大概从2002年、2003年就开始。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我们刚一开始的基金都是美元基金,我们从刚一开始并不是管国内的钱出去投资,而是管国际上的钱,但是更多的是要利用中国本土的这些优势。
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一直希望能看到的是资本双向的流动,从初期的是把资金引进来,到慢慢地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资本走出去。事实上这个走出去的过程比我们想象的非常快,2016年就达到了大概1000个亿的ODI(对外直接投资),当然中间有很多非理性的成分。2017年有所回调。
但是整体在对外投资上,我是觉得我们国家对外投资整体的局面是越来越理性,而且中国资本全球化的过程,路途还很遥远,但是基于我们的国力和我们整体国民的储蓄率,差不多是全世界最高的,我们最终形成庞大的海外的资产,达到让中国的资本真正全球化,这个目标我认为是坚定不移的。
我们自己在外面投资的时候,主题不是盲目的,是立足于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的优势。这些年中间,我们看到了几个阶段,根据不同的阶段,做了不同的投资策略。
第一个阶段,从2003年、2004年一直到2008年,这个阶段我们在海外投资实际上主要投资一些制造业的企业,在美国、日本,我们都做了这方面的投资。主要是帮助他们降低成本,在美国、在欧洲的工厂搬到中国来。
第二阶段,我们投资的时候在于更多掌握技术,也是制造业的,但更多是从技术角度考虑。我们投过比如像高端汽车零部件的公司,后来我们真正卖的时候,因为我们作为财务投资人最终是要退出的,这时很明显看到中国同一类的公司,非常希望从我们手里把这些企业拿到他们手里,这个公司我们最后是卖给了中航汽车。最近大家讲半导体中兴的事情,我们15、16年也买了一个全世界第三大专门做感光芯片的,相机里面用的感光芯片,它是全世界第三大,第一是索尼,第二大是三星,第三大就是这家公司。我们把它买下来之后立刻迁址,总部从美国硅谷搬到了北京。
第三个阶段突出的投资的主题是国内的消费升级,围绕着这个消费升级我们做了一些布局,这中间比较有名的,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我们收购麦当劳的这件事。尤其是因为改名叫金拱门,无意插柳,竟然造成了社交媒体营销的一大范例。
但我们当时的原意并不是要做营销,我们事实上改名这个事情,本来根本就不想宣传,因为我们只是改个公司的名,并没有改餐厅的名字,改公司的名字要给所有的供应商发封信,告诉他们从哪天起你们再给我们发帐单不能叫“麦当劳中国”,叫“金拱门中国”。没想到其中一个供应商把这个发到微博,短短两个星期内点击率达到90亿次,平均每一个中国人都看了6篇有关我们改名的文章。
改名仅仅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来中国市场的消费能力,同样我们进入麦当劳一年,所做的战略上的举动,是麦当劳总部非常非常认可的。因为如果换作他们,决策肯定不如我们对当地的市场更熟悉。
比如说我们去年业务快速增长,最主要的三个动力,第一是外卖。第二个主要的动力是数码营销,因为我们有支付宝,有微信支付,也是全世界其它国家根本意识不到的。我们从这些数据可以知道谁在买你的产品,什么时候买,买多少,这样的数据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把这一类数据收集起来,尤其是通过和微信的小程序合作,仅仅在40天我们就做了一个客户的忠诚度的新的项目。同样一个事,我们当时要求麦当劳总部给我们IP上的支持,他们说最快要9个月。做这一类的并购,实际上更多体现出来我们对中国的消费市场,从收入上对消费更多、更深的理解。
最近我们还通过下面投资的一个公司哈药集团,在美国也是并购了全世界第一大保健品品牌GNC。最终我们在这些并购中间形成的是资本的全球化达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才是资本真正的全球化。
现在的全球化,尤其是资本的全球化,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现在整体的环境对于全球化来讲,确实是非常困难的。在贸易上,唐越讲到我们现在很可能面临和美国做长期贸易摩擦的准备。从贸易的另外一面,事实上就是资本,资本的流动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对中国来讲,我们如果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上想进一步提高我们所处的位置,我们必须要收购技术。所以,这次美国实际上发起的301调查,都是针对技术,包括像这次中兴遇到的惩罚,都是在技术上。
但是这个确实深层次上体现出来全球化确实进入了一个困境。一方面全球化的成果并没有让西方社会广泛的分享,存在贫富悬殊的问题。第二,还有一个整体全球化理论的根源,就是所谓的比较优势这个理论。
事实上这个理论中间也是有瑕疵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差不多最有名的经济学教授之一,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之一——萨缪尔森,在十几年前就写过一个文章,做过一个假设,如果只有来个国家,一个国家只做衬衣,另外一个国家只做飞机。大家在各自的领域中间发展出来自己的比较优势,整体对于这两个国家合起来经济上大家都会分享到各自比较优势的利益。但是如果一直做衬衣的这个国家突然间想去做飞机了,这个局面出现以后会怎么办?像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不可能整天只靠做衬衣,我们肯定要去造飞机的。全球化的比较优势,从理论上事实上就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只要中国去做飞机,就必定影响美国原来做飞机的利益。
这些都是全球化遇到的问题,但是我认为最终解决这些问题关键还是在资本,因为我们没有资本的时候,我们提出来用市场换技术,就是我们的汽车行业。但是这些年下来,我们事实上整个市场已经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但是真正换了多少技术呢,还很难说。相反另一方面,正常地来讲应该是资本换技术,用资本来买技术,其中有一个不敢说是非常贴切的案例,但是我们的高铁很可能是属于这一类的案例。
这两种策略孰高孰低,这是见仁见智的。但无论如何,在今天中国有充分资本实力的条件下,我们更多地应该考虑还是用资本的力量去买技术,达到产业升级的目标。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去买技术,我们所做的事情一定要商业化、市场化、专业化。在这个中间如果作为一个市场的主体,不要到处去高喊国家战略,国家战略是国家应该考虑的,我们作为企业当然要看国家战略,但是我们更多地是既从国家战略考虑,更多实际上是从市场上去考虑的。
这么多年,中信资本在海外做了大概三四十单并购,美国和日本差不多各一半,其中有相当部分,接近30%、40%是需要美国政府外国投资审批的。但是我们每一单都过了,为什么?这是因为中信在历史上就是一直在国际上大家都知道,是中国第一个最市场化的公司,因为中信当时建立起来就是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设立的。所以,大家认为我们是市场化,它也认为只要你有充分的市场和商业化的依据,它也是会批的。我们现在包括在半导体行业,我们看到很多还没收到,就自己整天到晚大喊国家战略,结果把别人吓跑了。我们在国际并购中间,一定要把握住商业化、市场化、专业化的原则。
最终我是想说,全球化虽然在今天遇到一定的波折,在今后的若干年终身制可能还会出现倒退。但是我认为整体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就像习主席在达沃斯和博鳌都强调的那样,全球化对整个人类的命运共同体是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的,它的一些副作用,它的一些消极的作用,事实上在发展中间各个国家应该把全球化的红利更平均、更平衡地,让各个国家的国民得到分享。如果是这样的话,全球化的前景还是非常美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