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来源 | 《北京日报》

　　十九大报告强调，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发展理念。创新靠什么?靠发现、靠观察，全是头脑在运算。所以，哪里解放人的头脑，哪里对人信任、对头脑信任，哪里就会成为创新的集中地。

　　创新强调的是精神状态，而非死的知识。我们一定要扭转过去不正确的观念，要把中国人、中国企业的创新潜力挖出来。要敢于设想，比如让汽车飞，从停车场出来就飞上去，飞到顶楼停下;又如，帮助全球几百万盲人，通过舌头和「电子冰棍」，把外部的图像从舌头底下进入大脑，然后在大脑里成像，就能看见了。这些事我们觉得「离谱」，发明出来后就能尝到甜头。

　　(一)创新的「上行和下行」两条路线

　　有哪几条路线可以实现创新呢?我认为，有上行、下行两条路线。大家最熟悉的是上行，从产品里找痛点，然后找技术改进，技术如果改不动，就去寻找基础科学当中未曾引起重视的原理。常规的科学研究、创新都是上行的。

　　关于上行路线，我举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以前，欧洲的剃须刀是刀头、刀片一体的，非常贵。美国的企业家善于把欧洲的奢侈品变成大众用品，吉列先生把剃须刀一分为二，刀头重复使用，刀片是一次性的，成本就非常低了，适应工薪阶层消费者的要求，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定价策略——吉列定价策略，即刀头刀片分开定价的模式，这是很好的创新。

　　还有一条路线是下行路线。先从原理出发，有科学论文，然后再注册专利、开发技术，最后变成产品。原子弹的问世就遵循下行路线。上世纪 30 年代，德国科学家率先研究原子里面的能量释放，叫原子能，然而克服关键技术难题制造产品需要大量试验，当时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没有充分条件。后来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总统罗斯福很着急，拨大量资金进行「曼哈顿计划」，使得美国的原子弹开发先于德国。

　　这两条路线都可以选，一个从产品往上行，一个从原理往下行，后者的壁垒非常高，使「追兵」很难尾随进入相应领域。我在深圳看到几家公司是走下行路线的，如华大基因，他们最主要的资产是论文，为了写基因论文，做了无数基因测试，真是了不得。我们要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因地制宜地把创新路线琢磨透、规划好。

　　(二)五个创新的障碍因素要破除
 

　　创新很重要，但是创新的障碍可不小，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五个妨碍因素需要破除。

　　其一，中国文化的从众问题比较突出，不鼓励「出头」。虽然每个人都有创新的可能，但是真正激发万众创新要有非常深的人文主义背景。

　　其二，经济水平不高。创新是没有准确规划的，「家无隔夜粮」是谈不到创新的。我们现在很多公司为什么不敢创新?因为利润太薄，而且这是一个正反馈的机制：利润越薄，越不敢创新，越不敢创新，「追兵」越多，利润摊得越薄，所以永远在「红海」里挣扎。

　　其三，中国过去 30 多年的发展利用了后发优势，我们的思维就是追赶思维，在追赶当中完成创新。我国的三大互联网公司 BAT，最初的核心技术都是人家的，但是我们做了引进性、改进性的创新。这种创新我们一定还要下功夫，但也要走到前头去，从源头想问题，独立回答商业和技术中的难题。我们过去大量是跟跑，跑得好的可以并跑，今后要多些领跑。

　　其四，不够自信。我们要大力解放人的思想，解放人的头脑。你只有相信未来，才会敢闯敢拼，否则就越来越保守。

　　其五，组织障碍。我们的公司都高度组织化，层级分明，这是发展的基础，同时也可能成为障碍。所以，现在创新的最优单位是「群」——意气相投的一群人。腾讯怎么搞研发?基于「赛马」机制，一个任务同时十几个小组在做，相互竞争，做出点名堂的话，再拨更多资源。很多任务不是老板提的，而是自发竞争出来的。

　　(三)好的「群」有三个东西很关键
 

　　一个好「群」的形成，有三个东西很关键：一是氛围，每一天、每个礼拜大家都要碰撞出点新东西。二是要有一定的「密度」，质量比较高的人才、元素汇到一起，产生高频互动。三是文化，要有宽松的、利于解放生产力的文化。

　　回顾：周其仁绿公司年会主题演讲

 

　　我讲一点书生之见。我们知道一个物体要往前移动，第一要有动力，第二要克服摩擦力。经济运动是一样的，今天的中国经济，我一直是这样的看法，不会缺动力，因为这是一个人口大国，长期贫穷。今天虽然总量占世界第二，但是我们的人均水平还在全球80位以后。从中国的一代一代的企业家来看，不会善罢甘休的，一定会继续抓机会的。所以中国的经济要很好研究，怎么能够有效地降低经济往前走的摩擦力?

　　这个摩擦力用术语来讲就是成本。因为我们想实现一个东西，你就会有东西来把你拉住，这个把你拉住的东西，让你的雄心、愿景、期望的目标难以实现，或者实现的不如愿，就是成本。分析这个摩擦力或者这个成本，它有好多的层次，第一层次是每个企业可以对付自己的问题，家家企业，不管出来多么鲜亮光彩，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都有一个对付，就是刚才马云提到的，准备付出多大代价，有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企业之间可以互相交流经验，我们处理摩擦力如果力量不够，看看别的企业做的怎么样，行业做的怎么样，有哪些先进的经验可以学。我相信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这两方面的力量是足够强大的。

　　但是还有第三种摩擦力，是我今天发言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这个系统性的、制度性的摩擦力，它不是个别企业就对付的了的，它也不是企业互相学习学习，就能够有效的把它降低的。这件事情，恐怕要引起在座各位高度的重视，我们聚到一起的时候，不能光对付前两种，还要研究怎么来对付第三种。

　　那么什么是系统性的摩擦力，或者叫制度性成本呢?我举一个例子，最近李克强总理在一次座谈会上，就点到了一个关键问题，中国的上网资费为什么这么贵呢，网速为什么这么慢呢，你这个问题是一个上游问题，现在一讨论“互联网+”，谁都要跟网速和上网资费打交道。但是这个费不是在一个完全的市场环境里面形成的，因为如果说市场环境资费高，有人就会冲进去竞争。但是到了像我们这种非常基础的电信，或者它的附加价值服务，我们这个市场的开放程度还是有限。

　　不是说你看见它资费高，就可以提供一个商务服务进去，跟它竞争，把资费降下来，造福于整个市场、整个消费者，是要有总理出面去点。问题我们13亿人口就一个总理，这种制度性成本，弥漫在我们整个商业活动的底部。

　　如果不能有效的降下来，有人说资费高一点、低一点，有什么关系吗，上网速度快一点、慢一点，有什么关系吗，有很大的关系。对成熟企业，资费高一点无所谓，因为他们有能力消化。但是对于所谓万众创新，刚开始的企业，那个资费高一点点，很多愿望就难以实现了，很多起步就起不了了。

　　对于很多企业，好的时候资费高一点，资费可以消化，下行的时候，市场吃紧的时候，这个资费高一点点，有的时候就是生死过不去。至于速率高低，这个更大，我看过《乔布斯传》，最打动我的是一个故事，有一天乔布斯走到工程师面前，跟他讲，苹果开机速度慢，能不能让他的开机速度降10秒，这个人不理解，有什么意思吗?乔布斯说如果能够救人一命，你愿不愿意把速度降下来?工程师说那可以。全球当时500万人用苹果，如果每次开机都慢10秒，算到一起，3亿秒，等于是一年里头有100个人，100个人的终生生命就耗费掉了。这个工程师一听就懂了，再过两个礼拜去，这个工程师已经把苹果的开机时间，缩短了28秒，我当年就是看了这个故事去买苹果的，多活好多年。

　　我们现在上网速度，它会变成国民经济的战略问题，因为各行各业都要遇到这个问题，但是这个资费怎么调下来，是一家企业能够对付的吗?是我们开开会，互相交流经验就能降下来的吗?它涉及到整个所谓体制改革，涉及到大型企业、市场准入，涉及到在维持国家安全的情况下，怎么让我们一些基础性的服务，物美价廉。

　　这件事情要引起我们在座各位的注意，我们今天“互联网+”已经是一个响彻大江南北的口号，“互联网+”早就开始了，我知道中国第一个“互联网+”的故事，发生在1997年，就是用IP去打电话，最早完成商业应用的是福建福州马尾区的一家民营企业，他注册了上网，也买了电信服务，他加到一起，这个IP电话为什么有竞争力，它不是传统电话，一通话就叫占线，这条线就被占死了，IP电话语音数据包，可以在网上走，有空就发一个包，到那头再把数据还原为语音。所以它的资费可以便宜得多。

　　当年这样的事情过不去，当年我们是有国家电信部门供应国际长途，一分钟国际长途，一分钟是28块钱人民币到35块人民币。马尾的企业家自发的是4块8，结果我们这个供应28的，把机器没收了，说它谋取暴利，最后交了钱人才释放，两兄弟打官司，终审败诉，上诉。

　　当时的主审法官应该叫徐永东，在中国的法制市场有一席之地，他第一次开创这种复杂的问题请多方专家论证，将清楚IP电话和传统的电话有什么不同，他援引了一个法律道理，当初制定的时候还没有IP技术，那个法律怎么能管住一个新冒出来的技术呢?“法无禁止皆可为”，这个事件对IP电话加速市场化，起了巨大的作用。那是哪一年，1997、1998年，所以中国很快推出国家供应的IP电话。定价多少?一分钟4块8。

　　最近还有一个“互联网+”的故事，用互联网跟出行结合起来，打的难是很多城市的困难，你仔细研究传统出租汽车是挺难的，你说用价格他很难用，你说马路上劫一个车跟他砍价，不想去就贵一点，做不到，每辆车都砍价，城市就瘫痪了。所以出租车，全世界都一样，就是窗口家，一公里10块钱、12块钱，定死的。

　　这种模式应对需求的变动就不灵便，因为城市出行有峰，高峰、低峰，闲的时候很闲，忙的时候很忙，互联网一来，就可以把价格机制用到出行的需求上去，而且他可以增加安全。因为原来说不准随便办出租车，不知道司机干吗的。现在看滴滴打的，我去访问过，谁来接你，接的是谁，都有手机，背后都有信用考核。但是这个在各个城市引起的反应不一样。有的人觉得你触犯我既得利益，你怎么可以搞这个业务，你搞了这个业务，过去发那么多牌，出租车公司份子钱怎么办哪?所以不要认为“互联网+”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是一个商务模式问题，是一个算法问题，它也是一个体制问题。而这个体制问题的改革，它绝不是说企业家可以身在世外。现在实现全面小康，企业是这个当中的主力，一定要参与到降低系统性成本的过程当中来。

　　我们到一个地方，不仅仅跟地方政府一起怎么搞投资，怎么帮助这个地方，把这个系统成本降下来，把这个个别企业努力也没有用的那个摩擦力降下来，他就会推进这个地方的发展。当然现实比理想总是有距离，因此我们要为此去努力而奋斗。

　　我最近调查一家企业，人反应的情况、概括的情况，我觉得挺传神，他说现在的局面叫做大领导控油门，中领导挂空挡，小领导就是不松刹车。我希望这不是普遍的，但是只要有个别存在这个局面，我们共同和政府合作，来把小摩擦系数给它降下来。因为这些摩擦系数降下来，中国经济的动力足够，我们就能克服这个短期的下行，克服中期转型的困难，继续把中国的经济推向一个新的成长阶段。谢谢各位。(2015年中国绿公司年会，于辽宁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