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中国绿公司年会”于4月20日在沈阳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出席并演讲。 

　　周其仁表示，一个物体要往前移动，第一要有动力，第二要克服摩擦力。今天的中国经济不会缺动力，因为这是一个人口大国，长期贫穷。虽然中国总量占世界第二，但是人均水平还在全球80位以后。

　　周其仁认为，要仔细研究怎么能够有效地降低经济往前走的摩擦力。“这个摩擦力用术语来讲就是成本。因为我们想实现一个东西，你就会有东西来把你拉住，这个把你拉住的东西，让你的雄心、愿景、期望的目标难以实现，或者实现的不如愿，就是成本。分析这个摩擦力或者这个成本，它有好多的层次，第一层次是每个企业可以对付自己的问题，家家企业，不管出来多么鲜亮光彩，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就是准备付出多大代价。”

　　周其仁表示，企业之间可以互相交流经验。“如果我们处理摩擦力的力量不够，就看看别的企业做的怎么样，行业做的怎么样，有哪些先进的经验可以学。我相信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这两方面的力量是足够强大的。”

　　周其仁补充道，“但是还有第三种摩擦力，就是我们这个系统性的、制度性的摩擦力，它不是个别企业对付的了的，它也不是企业互相学习学习，就能够有效的把它降低的。我们聚到一起的时候，不能光对付前两种，还要研究怎么来对付第三种。”

　　什么是系统性的摩擦力，或者叫制度性成本呢？周其仁举例道，“最近李克强总理在一次座谈会上，就点到了一个关键问题，中国的上网资费为什么这么贵呢，网速为什么这么慢呢，你这个问题是一个上游问题，现在一讨论‘互联网+’，谁都要跟网速和上网资费打交道。但是这个费不是在一个完全的市场环境里面形成的，因为如果说市场环境资费高，有人就会冲进去竞争。但是到了像我们这种非常基础的电信，或者它的附加价值服务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市场开放程度，还是有限。”

　　“不是说你看见它资费高，就可以提供一个商务进去，给它竞争，把资费降下来，造福于整个市场、整个消费者，是要有总理出面去点。问题我们13亿人口就一个总理，这种制度性成本，弥漫在我们整个商业活动的底部。有人说资费高一点、低一点，有什么关系吗，上网速度快一点、慢一点，有什么关系吗？有很大的关系。”

　　“对成熟企业，资费高一点无所谓，因为他们有能力消化。但是对于所谓万众创新，刚开始的企业，那个资费高一点点，很多愿望就难以实现了，很多起步就起不了了。对于很多企业，好的时候资费高一点，资费可以消化，下行的时候，市场吃紧的时候，这个资费高一点点，有的时候就是生死过不去。”

　　周其仁引用了《乔布斯传》中的一个故事。“有一天乔布斯走到工程师面前，跟他讲，苹果开机速度慢，能不能让他的开机速度降10秒，这个人不理解，有什么意思吗？乔布斯说如果能够救人一命，你愿不愿意把速度降下来？工程师说那可以。全球当时500万人用苹果，如果每次开机都慢10秒，算到一起，3亿秒，等于是一年里头有100个人，100个人的终生生命就耗费掉了。这个工程师一听就懂了。再过两个礼拜去，这个工程师已经把苹果的开机时间，缩短了28秒，我当年就是看了这个故事去买苹果的，多活好多年。”

　　“上网速度变成了国民经济的战略问题，因为各行各业都要面对这个问题，但是这个资费怎么调下来，是一家企业能够对付的吗？是我们开开会，互相交流经验就能降下来的吗？它涉及到整个所谓体制改革，涉及到大型企业、市场准入，涉及到在维持国家安全的情况下，怎么让我们一些基础性的服务，物美价廉。这件事情要引起我们在座各位的注意。”

　　周其仁表示，今天“互联网+”已经是一个响彻大江南北的口号，“最近有一个‘互联网+’的故事，用互联网跟出行结合起来，打的难是很多城市的困难，你仔细研究传统出租汽车是挺难的，你说用价格他很难用，你说马路上劫一个车跟他砍价，不想去就贵一点，做不到，每辆车都砍价，城市就瘫痪了。所以出租车，全世界都一样，就是窗口家，一公里10块钱、12块钱，定死的。

　　这种模式应对需求的变动就不灵便，因为城市出行有峰，高峰、低峰，闲的时候很闲，忙的时候很忙，互联网一来，就可以把价格机制用到出行的需求上去，而且他可以增加安全。因为原来说不准随便办出租车，不知道司机干吗的。

　　现在看滴滴打的，我去访问过，谁来接你，接的是谁，都有手机，背后都有信用考核。但是这个在各个城市引起的反应不一样。有的人觉得你触犯我既得利益，你怎么可以搞这个业务，你搞了这个业务，过去发那么多牌，出租车公司份子钱怎么办哪？

　　所以不要认为“互联网+”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是一个商务模式问题，是一个算法问题，它也是一个体制问题。而这个体制问题的改革，它绝不是说企业家可以身在世外。现在实现全面小康，企业是这个当中的主力，一定要参与到降低系统性成本的过程当中来。”